这就涉及王彬彬的“逆向思维”：“如果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象吕荧那样跑上台去说真话；如果当时全中国的书生，都象吕荧那样说真话，情况又会怎样呢？”所以，吕荧的灾难正在于萧乾们的沉默。王彬彬实在是太书生了。他的“如果”根本不能成立，不能成立的缘故不在于萧乾们是否可以集体不沉默，而在于萧乾们当时仅仅是数种情况中的一 种，不仅还有Ⅰ类中C、D、E三种人不可能上台说真话，而且，更有Ⅱ大类赤诚的正义事业捍卫者，在“时刻准备着”“保卫革命”与胡风或同情胡风“之流”的“邪恶”势力作斗争呢！这是当时最强大一种力量，是知识分子中自认为仍代表历史进步力量的一部分人，当然大部分是单纯幼稚追求崇高理想青年知识分子。他们自认为是与邪恶作斗争， 却构成了邪恶； 他们自认为代表正义，却践踏了正义。这是历史的悲剧，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。但在当时，他们并不受道德的谴责，因为他们遵循的正是“无产阶级道德”。而随着运动的发展，当他们也成为革命对象时，才可能有所觉悟。这时，他们便归到第一类中分化了。但即使这时，王彬彬的假设依然不能成立，因为更多更年轻单纯幼稚追求理想的知识分子又站到“正义”的旗帜下，为了同样“崇高”的道义和理想而向他们的前辈或父辈宣战了——这便是酿成“文革”悲剧的社会基础。